夏特和斯特拉普(T．E．SchaehtandH．H．Strupp，)对心理治疗如何评价的问题作了很好的评述。他们指出，迄今为止，还不能结论性地证明，某些类型的心理治疗对某些类型的问题有独特的疗效。同时，大量研究证明，多种不同的心理治疗是有效的，但总体疗效没有显著性差异。这就很自然地使人推断，不同心理治疗具有若干起作用的共同因素。

马然(A．R．Mahrer，)认为，起作用的共同因素有六个：①矫正性情绪体验；②从事新的有效行为；③提供可供选择的生活态度；④治疗者与病人之间的关系；⑤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影响；⑥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马然指出，这六个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互相之间有重叠，因为它们并不是在同一水平上的抽象产物。

在分别讨论这六个共同因素以前，作者愿意强调指出，治疗者个人是一切心理治疗起作用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似乎很明显，因为采用一种治疗的两位医生在同一位病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往往大不相同。医生的社会名望或权威性在这里起着作用，是很难否认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事专业不久的年轻医生疗效令人惊异地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年轻医生还没有经历过严重挫折，因此，他们信心十足，不容易产生沮丧的心情。其次，刚从事一种职业不久，他们对工作有新鲜感，甚至充满好奇心，并且，一般的说，年轻人更富于热情。这些对心理治疗显然是起良好作用的因素。中老年医生不妨随时提醒自己：挫折和失败是否使我的信心有所下降?面对难治疗的病人我是否一开始就有些信心不足?多年的重复性常规工作是否使我的好奇心和热情下降了，甚至有些厌倦?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显然会妨碍疗效。湖南民间流传着“老医少道”的说法，因为年轻的道士阳气旺盛，足以吓退鬼邪，而医术主要靠经验的积累，所以医生年纪愈老愈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医生的个人魅力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妨把医生的个人魅力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浅表的，一种是深层的。前一种魅力往往一下子就能把病人吸引住，这也许主要来自医生的外貌、仪表、表情和举止，以及与陌生人交谈的技巧等。但这种魅力的作用难以持久。深层的个人魅力也许是病人一下子不容易感觉到的，但相处时间愈长，病人的体会也愈深。这种魅力来自医生的真诚，对病人内心世界的投入和理解，对病人无条件的尊重，在照顾病人此时心情的同时还考虑到他长远的利益，一句话，来自医生对人性之深刻的领悟。

现代医学教育还没有简捷的方法可以推断，什么样的青年人或医学生将来很可能或很少可能成为好的医生。对于培训心理治疗者，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弗洛伊德的方法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这就是，学习精神分析的唯一途径就是本人接受长期系统性的精神分析。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要点：心理治疗者如果严重地缺乏自知之明，不能对自己进行反思，那么，他在工作中就难免不出问题。因此，我们在每一次心理治疗时，要随时保持警觉，察觉到自己内心产生了什么反应，以防止个人偏性的干扰。一般的说，我们不妨对自己提出以下问题：

(1)过去我有些什么心理冲突?是否留下了一碰就痛的疮疤?现在我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心理冲突?我有没有过分使用某种防御机制的倾向?举例说，投射的病理程度愈高，投情的理解能力愈低。

(2)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我都满足了吗?举例说，有不安全感的治疗者倾向于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因为过分使用技术性措施可以使自我躲在它们后面，把不安全感隐藏起来。

(3)我是弗洛姆所说的占有型的人吗?(见第七节)

(4)我的心灵是开放的(openmind)还是封闭的(closedmind)?

开放的和封闭的心灵之分型是洛基奇(E．A．Rokeach，)提出来的，作者基于心理治疗的实践需要对他的描述作了修改，简述如下：开放者感到周围的世界和处境通常是友好的，而封闭者常感到是威胁性的；对于权威，开放者并不一概而论，而是看权威的某一具体形式(人或组织)和他有无利害冲突，有无合作的可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封闭者倾向于把权威绝对化，不是崇拜或认同，便是反对；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等等)在开放者的心里是互相沟通的，而在封闭者的心里是彼此孤立和排斥的；对人的评价，开放者倾向着眼于具体的言语行为，他宁愿说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好的或不好的，而不大愿意说某人是好人或坏人，封闭者倾向于对整个人作全盘的评价并且往往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对“相信一不相信”的信念子系统，开放者诸子系统之间的分歧小，而封闭者诸子系统之间的分歧大；开放者的时间观是宽阔而流动的，封闭者的时间观是狭窄而固定的；开放者不大用“非黑即白”或“非此即彼”的观点考察事情和待人接物，封闭者却经常用这种观点。一般的说，一个人的封闭性愈强，心理治疗的困难愈大，麻烦愈多。

一、矫正性情绪体验

不同的心理治疗都可以为病人提供这种情绪体验的条件。从消极的方面说，病人的焦虑、紧张、沮丧、自卑等心情可能减轻，而从积极的方面说，病人在与治疗者交谈中可能萌生希望甚至信心，感到轻松愉快，感到被理解和受尊重。弗兰克(J．Frank，，参看《心理治疗讲座》，刘平等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提出了精神崩溃假说(demoralizationhypothesis)，意思是说，神经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病人求助于心理治疗时有一共同之点，即他们感到沮丧，对自己的困境感到无能为力，各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虽异，但起作用都在于帮助病人摆脱沮丧和无能为力感。心理冲突者的典型体验是，他感到无法应付自认应该能够处理的问题。在人际关系上，病人觉得周围的人应该理解他，实际上他却感到人们对他充满误解。病人还认为，那些应该帮助他的人似乎不能或不愿意帮助他。这使病人感到被疏远、孤立，感到委屈甚至愤懑。病人的情绪和行为可使周围的人对他产生不满，这样便形成人际间的恶性循环，终于导致沮丧甚至绝望感。

过去一个时期，英美精神病学书刊都把神经症称之为情绪障碍。情绪障碍是一个不恰当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术语，但它也描述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神经症病人都有扰乱的和不快的情绪。对于这种病人，江湖医生往往能够迅速取得明显的疗效，尽管疗效照例是不持久的。道理就在于，江湖医生善于迎合病人的情绪，“神奇”、“特效”、“妙手回春”和“祖传秘法”等，确实能使很多神经症病人精神为之一振，似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疗效也就在这里。

专业心理治疗者摒弃上述做法。这一点，弗洛伊德的态度尤其鲜明，他说：

“通常要使一位病人接受一种新方法的治疗时，医生往往夸张这种方法的轻便，好使病人相信它的效力。……但是要用精神分析治疗神经症病人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可就不同了。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方法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长久的时间，如何需要他本人的努力和牺牲；至于疗效如何，我们告诉他不敢预定，一切成功都靠他自己的努力、了解、适应和忍耐。”(参看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第3页)

布鲁克(H．Bruch，)认为，症状各异的病人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的“重心”都不在自己身上，总是以某种方式放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本章在第二节以及其他章节反复提到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倾向于把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归咎于客观原因等心理冲突者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布鲁克的话可以视为上面那一段弗洛伊德的话很好的注脚。如果我们迎合病人的依赖心理，医生似乎可以包打天下，无需病人的努力，神经症就一定会好，那只能强化病人的依赖性。这种移情可以使症状暂时减轻，但从长远来说，对病人却是弊多于利的。医生过甚其词和不负责任的保证，一旦被病人觉察到不能兑现，病人将陷于幻灭的苦痛甚至绝望之中。因此，布鲁克认为，心理治疗的任务在于帮助病人形成他自己的“重心”，也就是自信和自我支配，觉察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按自己的生活目标去寻求满足。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也颇需时间，但这样的矫正性情绪体验，才是持久地逐渐深入地起作用的因素。

显然，不论病人的病情和个人特点如何，一概照搬弗洛伊德的那段话对每个病人说只能是有害的教条主义。一般的说，我们必须根据病人的焦虑水平、他的耐受性、理解和反思能力的水平等作不同的处理，既照顾到病人目前的情绪，也考虑到他深层的问题和将来比较彻底的解决。支持性心理治疗(如安慰、鼓励、简单肤浅的解释和适当的保证等)可以降低焦虑水平，而逐渐深入的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可以提高焦虑水平，这两种技术需灵活掌握，有时需交替使用。贝克(A．T．Beck，)所提出的帮助病人监测自己焦虑紧张水平的技术是有用的。病人往往认为病情老不好，他们容易记住焦虑加重时的痛苦，而忽视焦虑减轻时的体验。事实上，焦虑紧张水平总是有波动的，不会老是维持在同一水平。如果病人认识到每次焦虑紧张发作一般都有开始一逐渐加重一高峰一逐渐减轻这样一个过程，他就能较成功地应付自己的焦虑。例如，在社会场合下，病人只要听其自然地等待焦虑的减退，事情就好办得多。

这里不妨重复一下在第七节里引用过的弗洛姆的话：“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治疗因素是治疗者给病人以活力的品质。如果治疗气氛沉闷不活跃，使人感到无聊，那么，即使是最细致的开导也是不起作用的”。近几十年来的精神分析者多反对弗洛伊德所主张的“空镜”式的态度，而主张积极的参与或干预。以精神分析开始其职业生涯而后来背离了精神分析的许多心理治疗家就更是如此了。看来，在生活中积极进取而又富于幽默感的人比较容易使心理治疗交谈变得生动活泼，这无疑更有利于为病人提供矫正性情绪体验的条件。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做人”是心理治疗者的一项“基本功”。

二、从事新的有效行为

启发、鼓励和支持病人从事新的有效行为，可以是公开的和直截了当的，包含明确的建议和具体的指导，也可以是含蓄的、间接的和暗示性的。如此说来，从事新的有效行为确实是多种不同心理治疗起作用的共同因素。

标准的行为治疗自不待言，它们的治疗技术主要着眼于病人的行为，例如，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训练，用面对现实的行为替代回避行为，矫正适应不良的行为。

贝克()明言，他的认知治疗的“总体策略是言语性程序和行为矫正技术的混合。”梅琴鲍姆(D．H．Meichenbaum，)把他的治疗称作认知行为治疗。实际上，多种标准的行为治疗技术，如系统性脱敏、行为示范、厌恶条件化等，梅琴鲍姆都加以采用。他要求病人每天进行应付行为的“个人实验”(personalexperiment)结合所谓内部对话(internaldialogue)，更是治疗的一个重点。

艾利斯(A．Ellis，)的职业生涯是从婚姻家庭的一般性咨询工作开始的。很快他就转入经典的精神分析训练和实践，然而，不久他对精神分析感到不满，遂尝试应用巴甫洛夫学说于心理治疗，终于创立了他独特的合理情绪治疗。这种治疗的理论渊源不难看清，而在技术上或实践上可以视为认知行为治疗的一种，因为行为治疗的多种方法都围绕着认知和情绪的处理而加以应用。

作者认为，行为治疗技术与其他理论和技术都根本不同的心理治疗技术通常并不冲突，也就是说，即使你不相信行为治疗理论对人性的理解，它的治疗技术还是可以酌情加以应用的，道理很简单，这样做对病人有好处。坚持一定的理论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门户之见而妨碍了心理治疗疗效的提高，却是不可取的。心理治疗者必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原则是很难反驳的。

作者从未采用过正规的行为治疗，但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作者总是鼓励和支持适合于行为治疗的病人在接受作者治疗的同一时期里也接受行为治疗家的指导。

在日常心理治疗中，对于神经症病人，作者对从事有效行为这一点总是加以强调的。

作者对烦恼多的神经衰弱病人常提出以下的解释模式：

W表示烦恼，D表示欲望，B表示满足欲望的有效行为，则。许多病人看到了烦恼与欲望成正比的关系，企图用“想开”、“看透”来压抑欲望，以达到无烦恼的境界，他们的亲友照例也这样劝他们，但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黑格尔写道：“自我意识就是欲望之一般。”(见《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上卷第～页)企图消灭欲望等于企图消灭自我意识。显然，对于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上述公式的另一面，即烦恼跟导致欲望满足的有效行动成反比。人的欲望是没完没了的，永无完全满足之时，但只要我们采取导致欲望满足的有效行动，就会减少烦恼。读者不妨去调查了解几位烦恼少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总是在采取有效行动去满足欲望。可见，一个人的烦恼，与其说取决于尚未满足的欲望的多少和大小，毋宁说取决于有无导致欲望满足的有效行动。压抑欲望的人，欲望并不消失，甚至欲望还反抗性地加强了，而压抑的直接结果倒是把有效行动扼杀在摇篮里了。愈是压抑欲望，烦恼愈甚，道理在此。更糟糕的是，压抑使欲望变得不明确，代之而起的却是一大堆“应该”，因此，病人一开口就是“我应该怎样”，而很少从“我喜欢”、“我想要”、“我愿意”出发。黑格尔写道：“苦恼的意识就是那意识到自身是二元化的、分裂的、仅仅是矛盾着的东西。”(同上，第页)通俗地说，苦恼的意识就是“应该”和欲望这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心理冲突。

如果上述解释对病人发生了良好的作用，那么，效果的产生恐怕不只是来源于病人的领悟，随着自我意识这个“欲望之一般”的领悟，一定会促使病人从事有效的行动。

人的肠道活动全都不受意志的支配，唯一的例外是肛门括约肌。泌尿系统的活动全都不受意志的支配，唯一的例外是膀胱括约肌。这些事实意味深长。

肠道的活动，不论是肠道的蠕动还是消化腺的分泌，都与社会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社会不管它。泌尿系统分泌和储存尿液，同样也与社会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社会也不管它。凡是社会不管的个体机能，个人不可能对它有随意的控制。粪便和尿液又脏又臭，危害公共卫生，社会不能不管。因此，社会要求个人控制排便。社会一要求，个人也就发展了相应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能随意控制肛门括约肌和膀胱括约肌，使大小便排在适当的地方而不致有碍公共卫生。

人的思想活动和内心体验本身与社会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我们都明白，任何人也无法直接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的言语、表情和行为去推断他的内心世界。因此，社会想直接干预我们的思想也办不到。神经症病人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以为直接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欲是容易和成功的。其实不然，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控制我们的行为去间接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情欲，这也就是有效行为的一个重要含义。神经症的要害，不在于病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情欲，而在于病人不通过有效行为去改变或满足自己的思想情欲。病人的典型表现是，整天苦思冥想，为苦恼而苦恼，却很少有效行为。

即使我们能够有条件地直接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欲，这也绝不是个好办法。习惯于控制思想情欲的人患神经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不这样做的人要大得多。控制思想情欲难，控制行为易，我们为什么不选容易做的呢?其实这就是生活的实践的观点。神经症病人完全可以成为精神健康的人，只要他敢于面对现实并勇于实践。除了客观世界以外，这里现实还指个人的内心世界，这就有赖于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了。

三、提供可供选择的生活态度

无论不同的心理治疗采取什么样的治疗策略，提供可供病人选择的生活态度被许多理论家公认为是促进治疗性改变的一个共同因素。戈尔弗里德(M．R．Goldfried，，转引‘自A．R．Mahrer)写道：“所有不同形式的治疗都有共同的临床策略，即为病人提供另一种看待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以及周围世界的方式。”

供病人选择的另一种生活态度，可以隐含在治疗者的言谈举止和职业态度之中，也可以明确地体现在治疗者与病人对问题的讨论之中。一句话，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者的生活态度活生生地呈现在病人面前，这当然会影响病人，促进病人的改变。

长期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很难想象，病人会不受弗洛伊德对待自己和病人，对待性欲、本能以及欲望一般的态度的影响。

即使是行为治疗家，他们并不和病人侈谈什么生活态度，他们自己认真的生活态度、重实践的精神、对病人耐心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等等，也会给病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不会只限于教会病人一些行为矫正的技术。

弗兰科(V．Frankl，转引自《成长心理学》，舒尔兹著，李文满译，三联书店，)37岁时()被押送进了杀人魔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极其严酷、痛苦、饥饿和寒冷的生活。到年这一年，这个有组织的、高效率的杀人世界已经毁灭了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弗兰科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妻子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大屠杀中被害了，只有他本人和姐妹中的一个幸免。弗兰科经受了极严峻的考验，活了下来。他这样描写他的俘虏伙伴：“灾难使他在他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出意义，没有了目标，没有了目的，因而也就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不久他就死去了。”尼采说过，“懂得为什么活着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忍受。”弗兰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在一切情况下，包括痛苦和死亡在内，都能够发现意义；忍受痛苦是为了活下去，只有在受苦中也能发现某种意义，才可能活下去。战争结束后，弗兰科回到维也纳，继续担任精神病学教授和临床主任。他重新开始工作，研究关于意义意志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他把他的心理治疗叫做意义治疗(therapy)，他的人性学说建筑在意志自由、意义意志和生活的意义三个支柱之上。不难想象，像弗兰科这样的人，对生活的意义有如此深刻体会的治疗者，他的生活态度对病人会有多大的震撼力量。

当然，这绝不是说，只有经历过死亡严峻考验的治疗者才会对病人的生活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皮尔斯(F．Perls)自称他原来是一个“平庸的”精神分析者，后来对精神分析产生怀疑，终于抛弃了原来的信念。他下定决心，不要他自身以外的任何来源的支持，从此，他获得了这样的认识：“我必须对我自己的存在承担一切责任。”他的格式塔治疗(Gestalttherapy)就以此为基本观点。从马斯洛的评论以及皮尔斯的传记作者谢佩尔德的描述看来，皮尔斯是位放荡不羁的人，但是，他也极端忠实于自己，“从不为隐藏他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伤脑筋，他似乎是和蔼、高尚、热情、圣洁和下流、粗鲁、色情而古怪之奇妙的混合物。”年，医院时，警医院周围成群乱转的、焦躁不安的忠诚信徒走开。他们等在那里一连六天之久，直至皮尔斯死去。不论人们怎样议论皮尔斯，议论者们都不能否认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对皮尔斯以及他的原则的信奉。据舒尔兹说，这种情况在他写书的年，比年很可能更强烈了。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一位心理治疗者对他服务的对象影响之深。也许，这是美国的情况。在中国，人们对一位心理治疗者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狂热信奉。然而，巫婆和巫师在我国农村大行其道，十几年前自称“上帝的女儿”和讲“宇宙语”的张香玉也曾在大城市里刮过一阵妖风。从这些事实看来，问题似乎不在于中国人毫无“狂热”，而在于中国的心理治疗者如何适应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

四、治疗者与病人的关系

这个因素即使不是所有心理治疗的特征，也是在多种心理治疗中经常被强调的一个共同因素。不同的治疗有不同的说法：移情关系，帮助关系，工作或治疗同盟，促进关系，真实关系，遭遇关系，亲密关系，特殊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卷入的关系，等等。

对治疗者与病人关系的作用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把关系只看做是媒介或手段，借助于它，各种治疗技术才得以发挥作用。另一种把关系本身看作起作用的治疗因素，不仅是媒介或手段。作者倾向于后一观点。

精神障碍总是表现为人际关系困难或带有破坏性。各种心理治疗都意味着治疗者与病人之间建立和发展特殊的建设性关系。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正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使专业心理治疗区别于其他各种人际关系。

许多事实表明，治疗者与病人的良好关系本身可以缓解甚至消除症状。同时，在病人亲自参与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的过程中，病人也就学到了如何与别人发展关系的实际知识和技术，同时也体验到了建设性关系对他的意义。显然，建设性关系使病人摆脱了孤立状态。

多种心理治疗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性前提：即使问题源于早年的创伤性和混乱的生活经验，也可以通过某种全新的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得到矫正和解决。

在年和年两次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上，不少同行提出了自己的病例和治疗经过的报告，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小组讨论。开始时，两位德国教员都感到有些意外，为什么中国心理治疗者只字不提治疗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按德国教员的理解，不论这种关系发展遇到了困难还是进展得顺利，理所当然会是报告者谈论和小组成员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后来，德国教员才明白，原来我们的心理治疗基本上还停留在非专业的水平，我们既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探索或商讨性地提问，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情感卷入，而只是急于根据起病诱因的生活事件作肤浅的解释，对病人的症状作肤浅的解释，一旦病人未能接受或表面上接受而病情并不见好转，我们便感到很棘手了。再者，我们的治疗一般地次数太少且时间太短，即使治疗者关心体贴病人，真正建设性的亲密关系还是谈不上。看来，提高我们心理治疗的水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特别重视的关键性问题。

五、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影响

病人求助于心理治疗者，这本身就意味着准备接受社会影响。但是，一般的说，仅有初步的求治动机，那是远远不够的。很多病人求治于精神科医生，只是认为精神科这种专科的医生可能治好他的特殊的病，去掉他的症状，而谈到社会影响，病人也许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也没有过切身的体会，因为在病人的生活经历中，周围人对他的影响总的说是使他们不快的。这种情况绝不限于中国，在美国也很普遍。据拉泽尔等(A．Lazareetnz，，转引自B．L．Bloom，)对15年门诊病人的研究总结，发现超过50％的病人经第一次治疗性交谈后便脱失了(不再求治)。可见，求治的病人大多数并没有接受社会影响的准备。

因此，心理治疗者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培养病人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影响的能力和自觉。当然，这跟与病人发展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很难划分清楚的。但是，培养接受社会影响的能力和自觉，更多的集中于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讨论，帮助病人弄清楚某些与病人最关紧要的社会影响机制，例如吸引、喜欢、爱、厌恶、憎恨、攻击等的机制，如何处理从众、顺从、服从和保持独立自主性这类问题，等等。当然，心理治疗不能流于一般的清谈，而是通过讨论病人的具体人际关系经历来促进病人的理解。

总之，个别心理治疗主要限于给病人接受其他社会影响提供示范性经验。

只有在各种集体或小组心理治疗中，社会影响才特别突出。在对青少年进行个别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有时可以请重要关系人参加。

六、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

这里，关键是病人的自我探索。尽管需要治疗者的启发和帮助，但不能代替病人思考而采取灌输的方式，因为灌输很可能遇到阻力，即使病人接受了，也作用不大。精神健康者在生活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探索，病人完全可以学会这种本领。用灌输的方式，即使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如果病人不会自我探索，下次遇到问题仍需求助于治疗者。

自我探索使意识扩大，过去觉察不到的内心世界逐渐呈现，人们对自己的理解得以提高或深入。

不同观点的治疗家对这一过程有不同的解释。咨客中心治疗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内在感受的挖掘或开发。精神分析家认为这是对“无意识”的洞察或领悟。存在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亲在(我这个存在)的觉察。格式塔治疗认为这是对心理之格式塔(亦译完形)的觉察。不论各家看法多么不同，共同因素都是通过探索使意识得以扩大的过程。

认知治疗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解释不同罢了。例如，通过认知治疗，病人认识到在诱发反应的刺激或生活事件和反应或结果之间还有自己的认识情感活动在起着中间环节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填空(fillingtheblank)。换言之，原来对病人来说是毫无所知的一块空白，现在有了意识的内容，也就是意识扩大了。

弗兰科的意义治疗同样包含这个共同因素。按这种理论，经过治疗，病人发现和体验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丰富了意识的内容，当然可以理解为意识扩大了。

比较特殊的是行为治疗。自我训练和行为矫正过程本身似乎没有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其实并不尽然。关键在于病人是否开动脑筋积极地参与行为治疗，如果是的话，估计这个过程也包含有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尤其是新的有效行为意味着丰富了病人的行为储备，必然伴有意识扩大，那是无可怀疑的。成功的行为治疗使病人自信心增强，行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也增强了，这里蕴含着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探索，用人本主义的术语说，这是一条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必然伴有意识扩大。再者，在行为治疗过程中，照例要求病人按一定的规格或量表对自己进行评定，这也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

因此，可以说，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是多种心理治疗起作用的共同因素。

当代心理治疗实践有强烈的整合倾向。将上述共同因素加以整合，根据病人的情况以及治疗者理论和实践上的考虑加以灵活运用，看来是整合性心理治疗的一种可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