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所谓负性情绪，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①指不愉快甚至痛苦的情感体验；②指对行动起抑制或阻碍作用的情绪。抑郁是一种既不快又对行动起抑制作用的情绪。愤怒尽管是不快的，但它照例伴随着攻击行为。自我满足可以抑制行动但绝非令人不快。可见，要对神经症的情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能停留在负性情绪这个笼统概念的水平上。

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有了反思性情感(reflectivefeelings，，转引自I．Janis，)的概念。反思性情感有以下四个特点：

(1)随着反思(将自我客观化作为对象进行思考)的逐渐深入，当事人知道自己情感的来龙去脉，即引起情感的心理社会因素是什么，情感与一些什么生活事件和处境相联系，情感伴随的观念是些什么，情感与心理活动的其他方面有些什么联系，等。与此呈鲜明对比的非反思性情感的特点是，当事人总是固定在事情的一个方面和在同一水平上重复思考，即思维反刍。

(2)伴有相对随意而自由自在的表情活动和言语行为反应。与此相反，非反思性情感的表情和行为反应是受约束的和受限制的。

(3)表情和行为反过来对情感体验起着调节作用。与此相反，非反思性情感的表情和行为反应跟情感体验往往互相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4)反思性情感对新信息有相应的和恰当的反应。非反思性情感对新信息不起反应。

显而易见，跟反思性情感处于相反的另一极端的是病态的情感，尽管不一定是神经症性的，例如病态的悲痛抑郁反应。反思性情感的概念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它对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有指导作用。

焦虑一词有以下五种不同的意义或用法：

(1)弗洛伊德的所谓无意识的焦虑。歇斯底里的临床特点之一就是没有焦虑，他们的焦虑水平(用心理生理测验测定)甚至比一般人还低。法国学者曾称此为“泰然处之”(belleindiffer—ence)。弗洛伊德却认为，病人的焦虑通过“无意识”的机制变成了别的东西，如躯体症状或遗忘症之类。事情还不止于此。弗洛伊德把妄想也说成是“无意识”的焦虑的投射。天才的发现一旦过分地引申就变成了封闭的体系，对于人们的经验、观察和实验，它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2)存在主义的所谓存在焦虑(existentialanxiety)。

(3)作为精神病学临床概念的焦虑症，是一种无明确对象、无具体内容的不安和提心吊胆的心情，同时伴有明显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和运动性不安。

(4)没有植物神经功能障碍的焦虑心情。它可以是反应性的或处境性的，也可以是从小发展形成的人格的一部分，因而是持续存在的人格特性。

(5)焦虑是一个属名(genericterm)，它是三种情绪的总称。这三种情绪是：恐惧、耻感和罪感。

作者认为，用冲突情感概括神经症的各种情感比较好。冲突情感如果是单一的，它通常有以下三个特点：

(1)无法发泄。一个人愈能成功地通过表情、言语和行动使情感体验外在化，从而有效地减轻心灵的负荷，他患神经症的可能性就愈小。当然，无法发泄跟不让它发泄有时不易区分。

(2)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某种情感如实地表达出来，并且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那么，这种情感就不是神经症性的，当事人也无需过分压抑这种情感。

(3)这种情感是社会所必需的，但对个人不利，它使病人痛苦且不能自拔。个人耻感和违禁性罪感便是如此。假如所有的人都恬不知耻和毫无罪感，社会必将瓦解。可见，耻感和罪感为社会所必需。然而，它们是痛苦的。

上述三个特点说明一个共性，冲突情感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事人无法把这种冲突调和统一起来。

冲突情感也可以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情感，例如，对配偶的性爱和怨恨，对权威既恐惧又愤怒，面对一群人十分不满却又怕丢面子。

一个人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伤害或侮辱时，自然会产生愤怒，如果他害怕惩罚或报复，或者为了顾全面子，退缩或逃遁反应就会占优势，也就是说，恐惧压倒了愤怒。时过境迁之后，当事人由于生活中某件不愉快的事(可以跟原来的遭遇无关)而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这时，恐惧已经不必要了，愤怒便成了压倒一切的情绪。然而，此时的愤怒已经过时失效，无法通过行动去解决。一般人很可能会说，这个人心胸狭窄，太记仇了。

有一位大学生不善交际，感到被人看不起。这时，他想起五六年前初中读书时同学们给他取的一个侮辱性的外号，感到愤恨不已。病人把现在不能安心学习、在同学中感到孤立和自卑完全归咎于那个外号。病人反复问医生，他是否应该去找初中同学说理，以平息他的气愤。其实，病人心里很明白，初中同学恐怕已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人家很可能早已忘记了此事，即使记得，人家很可能会笑话他太小心眼了。可病人长期无法从这种已失时效的仇恨心情中摆脱出来，休学一年反而更加严重了，没有办法才来找医生。

一位三十出头的男性未婚工人，几年来一直由于对父亲的仇恨而痛苦不堪，工作不起劲，搞对象也没有心思，别人陆续介绍的几个女友都嫌他整天愁眉苦脸而离开了他。病人详细向医生诉述过去父亲如何粗暴地辱骂他和狠狠地打他。其实，他与父亲分居已经十年。近几年来偶尔与父亲见面，父亲对他的态度已完全改变，对他相当客气了。可病人总有非狠揍他父亲一顿不足以解恨的压抑心情。

一位35岁的女医生，十年前结婚，与公婆住在一起，受婆婆不良的待遇，忍气吞声渡过了不愉快的五年。病人说，她有些顾面子，不愿意与人公开冲突，尤其不喜欢大吵大闹，而婆婆却以她的忍让为软弱，得寸进尺。她的丈夫对母亲很孝顺，什么事都听从母亲的安排。近五年来，病人和丈夫有了自己的房子，已与公婆分开。按理说，事情早就解决了。可近一二年来，因丈夫在经济上有几件事屈从了他母亲的意志，使病人甚为不满。婆媳朝夕相处那五年里的各种委屈都一齐涌上心头，以至抱怨丈夫。丈夫不但不理解，反而怪病人“太记仇”。这样一来，夫妻免不了争执，关系紧张，病人感到很苦恼：对婆婆的愤恨盘踞心中，驱之不去，而得不到丈夫的理解更使她感到委屈。

个人耻感和违禁性罪感也常有类似的情况。在过去的当时，病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或者是违背良心的，但他还是那样做了。这表明，当时体现在不良行为中的情欲胜过和压倒了面子或良心。事后，这往往是过了很久以后，个人耻感或违禁性罪感又被勾了起来并在心灵中取得了优势地位。病人的分析往往是，过去他“不懂事”、“糊涂”、“不理智”、“没有好好想过”，甚至不承认过去的行为给过他任何好处(否认当时的情欲和满足)，或者干脆把病说成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现在的耻感或罪感是如何被勾了起来的，便会发现，病人又干了一件自认丢脸或不应该的事，只不过病人把耻感或罪感推到过去很久的过失上去了。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病人不能对自己的情欲进行反思，那么，他的耻感或罪感便会不断地被错误和过失所强化，又不断地往过去已久的事情上推。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把病人的罪感说成是恋亲情结所致，乃是搬用了神经症病人的“理论”，只不过弗洛伊德比病人走得更远：神经症病人一般只推到少年期为止，而弗洛伊德却推到了幼童期甚至婴儿期；病人只说是“不懂事”或“糊涂”，弗洛伊德却说成有动机有目的，只不过是“无意识的”。

二、耻感

耻感，即感到自己可耻，是一种痛苦的情感。高考落第自杀的，姑娘受骗失身自杀的，甚至干部提级评薪未能如愿而自杀的，报纸上有过不少报道，大抵都是强烈的耻感造成的悲剧。由此可见耻感的痛苦可以剧烈到什么程度。

使自己免于耻感最常用的办法是争强好胜，爱面子。但这种办法并不高明，许多人因此而陷于心理冲突的痛苦之中。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一个人难道不应该争强好胜?甘心落后于人难道是可取的?爱面子虽算不得美德，但人总不能死不要脸吧?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完全视他人好恶而行事，那么，耻感的阴影就可能笼罩着他的一生。再说，进取心可有不同的形式。争强好胜是完全跟别人比，而“自强不息”则主要是自己跟自己比，努力使今天的我超过昨天的我。至于死要面子和死不要脸，只不过是人生数不清的两极问题之一，唯有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两极范围才能找到自我解放的道路。即使我们缺乏高尚的情操，也没有才具以琴棋书画自娱，我们总可以培养一些在平凡的生活中体会人生乐趣的本领吧，譬如说，北京人提鸟笼子，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以及打麻将之类。

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说，首先必须把耻感分成两种：群体耻感、个人耻感。

勾践卧薪尝胆是知耻的表现，他发愤图强终于灭了吴国。但这耻并非勾践个人之耻，而是勾践和一大群效忠于他的臣民的共同耻感，是越国之耻。在我们的周围，有时可以见到许多人“万众一心”地打肿脸充胖子，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见《热风》)，显然是群体耻感的一种过分代偿，但那属于文化的领域，不在精神病理学讨论之列。

就一个人而言，如果他有强烈的群体耻感，则个人耻感相对地不大强烈。这种人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群体耻感与心理冲突无关。

反之，个人耻感强烈的人一般对国家民族和公众的利害荣辱不大关心，他们一心想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有无光彩，这就给心理冲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个人耻感有不同的水平，粗略地说，有以下四种：①外貌耻感；②等级耻感；③能力耻感；④道德耻感。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等级耻感和能力耻感常常在同一人身上都很明显，但随处境不同而此显彼隐。一位研究生在研究生群里常感能力不如人，“抬不起头”。有一次，他遇见一位久别的中学同学，得知该同学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他感到欣慰，因为研究生跟中学毕业生比起来，学问要高出一大截。基于此种心理，他主动热情地和同学攀谈叙旧。该同学请他吃饭，在高级饭馆叫了一桌美味佳肴。此时才知道，该同学已是处长级的某公司经理。这位研究生的等级耻感一下子爆发了，他痛苦地感到读书无用和低人一等，虽有美味佳肴，却“食而不知其味”了。

不少神经症病人坚持“不求人”，这是等级耻感的一种表现。一位36岁的未婚女子向医生诉苦她生活枯燥，烦恼多。她自称喜安静，“乐于助人”。常有同事朋友来找她谈心，她感到人家不理解她，“绝不像他们那么庸俗”，因而心里实在有些“厌恶”他们，但表面上还得装出高兴的样子招待客人，这使她感到“累得很”。医生问病人，“在你认识的人中间连一个你喜欢的人也没有吗?”病人说，“倒是也有那么两三个。”医生问，“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他们交往，调剂一下单调枯燥的生活?”病人的回答是，“主动去亲近人家?低三下四，那多丢脸。”原来如此。别人来找她，她厌恶人家“庸俗”，并且这样做是“低三下四”；而她所喜欢的人她又不敢去找人家，因为“那多丢脸”。这位女病人的苦恼显然跟耻感有直接的关系。

厌恶本来有两种，一种与食欲相联系，一种与性欲相联系。不合口味的东西，不清洁的东西，尤其是排泄物，容易引起厌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观和行为规范的异性，也容易引起厌恶。“秽”的原义是肮脏，喻义是丑恶的；“淫”的原义是过多、过甚，引伸义是在男女关系上不正当的态度或行为。现在，“淫秽”连在一起说，肮脏或不干净已经具有性的喻义了，这在中西文化都是如此(世界上是否有不把性跟肮脏相联系的文化，待考)。性的耻感强烈或有性压抑的人容易对别人产生厌恶，同时又过分爱整洁和厌恶不洁，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俊男靓女相遇，双方都不免有些害羞。倘遇粗俗下流的异性，我们便感到厌恶。其实，耻感和厌恶异曲同工，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它们共同起着抑制性欲的作用。总之，同一表现，若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便感到羞耻，若出现在别人身上，我们便觉得厌恶。

弗洛伊德强调罪感而几乎不谈耻感。在他看来，耻感充其量只是分离焦虑和罪感的中间过渡形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精神病理学的重要性。耻感出现的年龄比罪感早，这是事实。当成人对幼童的光屁股形象说“羞!羞!”时，幼童便开始发展他的耻感了，而罪感一般要到青春期才有。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耻感有个人与群体之势，个人耻感也有不同的内容或水平，耻感的高度发展可以延续到成年，此中有些人罪感是没有发展的。再者，有罪感的成人完全可以同时有强烈的耻感。还有，罪感并不是单一的和同质的，这将在下面再讨论。即使就违禁性罪感而言，它与耻感的来源和性质也是不同的。违禁性罪感源于害怕惩罚，是社会性惩罚的内在化，是精神上的自我惩罚。耻感源于害怕被抛弃和被孤立，是社会性厌恶的内在化，是自己厌恶自己。

个人耻感强烈而群体耻感、罪感以及各种社会情感都发展不足的人，不妨称之为面子人。这种人没有比面子更重要的了，面子是他们最高的追求。遗憾的是，在追求面子的行为过程中并没有满足感，即手段未能目的化，只有当别人赞赏时才能感到满足，因而经常有害怕丢脸的焦虑和紧张。他们不敢逆众违俗，甚至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看不见厌恶别人跟耻感痛苦的内在联系，他们很难接受别人，也就很难免于厌恶自己之痛苦。压抑使耻感与观念分开，使他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耻感，而只是模糊地感到紧张不安。在我国，自卑往往是耻感的别名。如果一帆风顺，尤其是得到上级和权威的赏识，这种人可以是自信而踌躇满志的。一旦丢了面子，如受到上级的批评或失宠，往往一蹶不振，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面子人往往极力克制自己，即使正当权益受侵犯也不敢反击。到了事后，丢面子的危险不复存在，便感到十分气愤，然而当众人之面时还必须压抑自己。回到家里对父母或配偶发脾气，尤其是一个人关在房门里发脾气或哭泣，确实毫无丢脸的危险，但这种过时的和无效的情绪并无助于提高适应水平，不但妨害家庭和睦，且徒增后悔的痛苦，发泄之后也不能恢复内心的平静。

一位女病人的父亲把她描述为“只顾面子，不要里子”，说得十分形象。这里所谓“里子”，可以理解为个人相对独立的和具有个人特色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换一个比喻，也可以说，面子人没有脊梁，自己站立不起来，要靠别人赏脸来支撑。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对人们的批评议论和态度十分敏感，也就是很自然而可以理解的了。

在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一个人要做到撕破面子坚持原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心理治疗的一个难题。然而，心理治疗的原则之一是，文化的某个方面或因素，即使它为很多人所认可，如果它危害心理卫生，也必须加以反对。这个根本态度问题不解决，心理治疗的技术是无能为力的。

父母的态度是子女长大是否成为面子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尊重人性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权利意识才会得到发展，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才能确立。反之，父母视子女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从根本上不尊重子女，凭个人的好恶决定对子女的赏罚，子女取悦于父母时给予夸奖，不听话就斥责惩罚，便很可能使子女成为面子人。

三、罪感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病人身上看到了明显的或深埋着的罪感，这是他对精神病理学的一大贡献。但是，弗洛伊德关于罪感的学说有两大缺陷：①他以为人类只有一种单一的和同质的罪感，这是错误的；②他只强调了禁忌和禁忌意识，而忽视了权利意识，后者在精神卫生上具有更重要的积极意义。

罪感至少有四种，分述如下。

(一)违禁性罪感

儿童不识禁忌，言行肆无忌惮，也就免不了要受惩罚。来自父母的惩罚一旦内在化，变成了自我惩罚，违禁性罪感便产生了。

任何人类社会都有禁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其普遍性喻义就在于此。人类学并不认为禁忌为上帝所制定，而是人们自己制定的。

违禁性罪感也就是神经症性罪感，这种罪感愈强烈，患神经症的可能性愈大。违禁性罪感有以下三种常见的情形：

1．一种生活风格、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人有强烈的“应该感”，跟医生交谈时三句话不离“应该”。霍妮(K．Horney，)称之为“应该的暴虐”(tyrannyofshoulds)。有一次，作者在与病人交谈时指出病人“应该”太多了。病人似乎有所领悟，说医生的分析抓住了他的要害。可是，结束交谈时，病人问医生：“那么，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还是“应该”!可见，这种人要发展他们的权利意识是很不容易的。多年来，他们习惯于按“应该”行动，很少从“我要”、“我喜欢”、“我愿意”出发。有些人甚至一想到“我喜欢……”就觉得“不应该”。清规戒律把他们紧紧地捆住了。这种人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享乐能力低下，思想行动力求完美，权利意识薄弱。可以说，这种人有根深蒂固的违禁性罪感，而罪感成了人格的核心，弥散性地渗透到了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

2．禁忌的象征化。弗洛伊德称强迫性神经症为“禁忌病”，可谓切中要害。前面提到过，淫秽二字并提，表明不洁早已具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肉体不洁象征灵魂不洁，以至病人整天没完没了地洗涤，似乎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罪恶。有些病人的禁忌已经离开了社会的约俗。例如，有一位病人回避一切圆形器物，吃饭盛菜一律用方形的食品盒，连写字也不用圆柱形笔杆而只用多面体笔杆，因为他认为做人应该方方正正，不应该圆滑。

尽管表现形式相当荒谬，这一点病人心里也明白，但仍然不得不这样做，似乎这样心里好受一些。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荒谬意味着把现实加以非现实化，把道德加以非道德化，因为他要逃避现实，他要逃避道德上的自我惩罚。与此同时，在病人心目中，幻想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与道德无关的事变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心理冲突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也可以说，荒谬是对违禁性罪感的反抗，可惜，这种反抗不具有反思性，所以只能陷于同一层次的重复之中。弗洛伊德的学说，随着他的研究重点从歇斯底里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体系化，可以说主要是为了解释荒谬。据沃提斯(J．Wortis，)，年10月22日他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时，老先生表现友好而随便(不像平常那么严肃)。老先生说，“恐惧症很常见，我本人就有三四种。”也许，正是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经症，以至他解释太多，到头来自己也不能免于荒谬。这里并没有贬义，伟大和荒谬从来结有不解之缘。然而，如果我们信仰弗洛伊德，照搬他的理论，那就只有荒谬，伟大连影子也没有了。尼采说过，基督徒只有一个，他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3．混沌罪感。这是含糊笼统不分青红皂白的罪感。例如，把观念和行为等同视之，把“邪念”甚至自认不应该的想法一概视之为罪恶；把儿童少年时的顽皮行为和小过失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深埋于心底；把哀悼心情渲染成罪感，似乎亲人的死亡是他一手造成的，等等。

一位西方作者把神经症性良心比作盖世太保，生动而确切。确实，违禁性罪感是无孔不入的，任何小错它都不放过，这就难怪神经症病人要过分地使用自我防御机制。心理治疗要使病人领悟到，消极的防御是不行的。对付盖世太保的唯一办法是反法西斯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与此类似，权利意识是禁忌意识的有效对抗剂。

(二)自我背叛性罪感

自我背叛意味着对我的理想和信仰的背叛。因此，这种罪感的前提是权利意识的发展、自我肯定、独立自主精神的确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上升到追求真善美一类理想和信仰的高层次。有了坚定理想和信仰的人仍然不可能不犯错误，错误意味着自我背叛，意味着偏离了生活的航道，自我背叛性罪感促使我们立即拨正航向，驶向预定的目的地。安吉尔(A．Angyal，)称此为真实的罪感(realguilt)或健康的良心(healthyconscience)，而神经症性罪感则称之为伪造的罪感(spuriousguilt)或病态的良心(morbidconscience)。感人肺腑的《忏悔录》是自我背叛性罪感的流露，是健康良心的自白，是催人向上的。我国很少有人写忏悔录，多见的是表白与自我表白相结合的传记和墓志铭。

(三)妄想性罪感

现象学派认为，妄想是不可理解的，只能用生物学的疾病过程加以说明。这里就不细说了。

(四)宗教性罪感

佛教和基督教一致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唯有皈依宗教才能从罪孽中解脱，这当然是教主们的处方，但基督教开的是热药，佛教开的是凉药，不一样。泡在澡盆里感到浑身通泰无思无欲的人，那神气跟如来佛似笑非笑、似醒非醒的表情，在作者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洗澡既非行善，也非作恶，是不是这样便超脱了轮回?禅宗主张，劈柴烧水也可以成佛。这原是我国士大夫的老把戏，品茶赏菊皆可以得道。看样子，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卫生之道还会时兴起来。

某人想离婚，因为结婚五年以来，夫妻感情一直不和，并且越来越严重，近两三年来，几乎事无论大小，总是意见相左，经常争执，每一次争执都毫无结果，弄得双方很不愉快。同时，他又不想离婚，因为婚前他曾经一再说过，永远爱她，现在背信弃义，良心上实在说不过去，也担心人们议论，何况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孩子，离婚对孩子很不利，并且住房问题也无法解决。想离婚和不想离婚两方面都很强烈，都有充足的理由，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因而感到十分痛苦。这种心理冲突的常形似乎无需什么理论去解释，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当他来找精神科医生时，诉述每天晚饭后便陷于不能自拔的两难境地：想吃药又不想吃药，这在局外的一般人听起来就有些费解了。在一般人看来，想吃就吃，医生叫你别吃你就不吃，不想吃就拉倒，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呢?如果由于缺乏医药知识无法决定，请教医生不就解决了吗?医生叫你吃你就放心大胆地吃，这不是很简单么。在这种问题上反复思虑，犹豫不决，简直是白费心思，自讨苦吃。殊不知，这吃药不吃药的心理冲突饱含着离婚和不离婚这两种强烈的情感和愿望。变形由常形转变而来，观念内容变了，情欲的冲突未变，心理冲突的形式和性质没有变。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嬗变的经过也容易弄清楚。由于长期苦于离婚与不离婚的冲突，病人失眠了。开始服用催眠药很有效，很快就失效了，遂自作主张加

大剂量，两种甚至三种催眠药一起吃。这时，心理冲突变形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想法退居次要地位，可以不去想它了，思想的焦点集中在吃药问题上：吃药么，白天昏昏沉沉，实在难受，并且害怕上瘾和肝硬化，可不吃药实在睡不着，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烦恼焦躁达于极点，让人无法忍受。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心理冲突的常形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具有道德的性质，涉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二是它与现实生活事件或处境直接相联系，内容是人们容易理解的。心理冲突的变形恰相反。首先，它跟道德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说吃药和不吃药哪是道德的哪是不道德的，也可以说，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不值得反复去思虑的问题。其次，在局外人看来，它是不现实的，感到难以理解，病人似乎在钻牛角尖，或者硬往死胡同里走，碰了壁也不回头。

常形也可以表现为事无巨细总是陷于心理冲突之中，这照例从儿童少年时期起就已露端倪，我们称此为冲突人格。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无意识”内在的冲突，这就是他关于“力比多”(1ibido)和作为本体的“无意识”的理论。弗洛伊德称之为超验的或形而上的心理学(metapsychology)，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尽管有启发性，本章不讨论它。

从临床的角度看，心理冲突的变形有三种情况：①伴随着严重的或明显的生理功能障碍，如焦虑症和恐惧症，或者，通过生理障碍的中介，变形的观念内容集中于疾病、诊断和医药治疗一类的事情，如疑病神经症。②没有明显的生理障碍，而变形与常形之间的联系却不难理解，例如性压抑的病人害怕看异性的眼睛。③变形与常形之间的联系不明显。在这一方面，精神分析关于防御机制的概念十分有助于理解。由于本书作者反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所以对他的防御机制必须加以修改，下面举例说明。

一、压抑

压抑(suppression)是一种意识的心理过程，旨在把某种情欲和观念从意识领域里驱赶出去。这是人人都有的经验。

意识的心理变成无意识的，可以是由于遗忘或自然的消退，也可以是意志活动的直接结果，如故意不去想它，还可以是这两个极端的过渡或混合形式，如一个人在性兴奋难熬的时候从事某种体力活动，意志发动的体力活动导致性欲的抑制，这可以说是间接的压抑。

意识的压抑可以叠置于抑制之上。例如，一位幼童玩弄他的生殖器，父亲给他一记耳光，幼童的好奇心消失了，这里起作用的是抑制。后来，儿童逐渐懂得，玩弄生殖器是不好的和可耻的，意识的压抑便得以叠置于原有的抑制之上。

意识的压抑可以自动化。在开始的时候，压抑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久而久之，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就无需什么意志的努力了，当事人甚至觉察不到自己在压抑。

这里不得不对弗洛伊德的阻抑(repression)略加说明。按弗洛伊德的说法，阻抑是无意识的，这个过程本身永远不能成为意识的，可能成为意识的只是被阻抑的内容。如此说来，阻抑不过是生理过程抑制(inhibition)的误称。至于弗洛伊德的作为本体的“无意识”，它只能是生物学的东西的别名，这种“无意识”不可能具有任何观念的形态。一切观念的东西都只能是意识的，或源于意识经过遗忘或压抑而成为无意识的。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压抑这个题目上来。

压抑可以描述地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我否定性压抑，即企图把自认邪恶至少是不应该的情欲从根本上消灭掉。自我否定性压抑源于害怕惩罚或被抛弃、被孤立，它跟违禁性罪感或个人耻感密切相联系。这种压抑可以减轻痛苦，因而它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正因为如此，自我否定性压抑很容易过分。实际上，自我否定性压抑总是过分的。

另一种是适应性压抑，也可以叫做成长性压抑。当事人对情它表现出来，不让它马上得到满足，或者，需考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方式方法使它得到满足。这种压抑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既满足个人需要又能适应社会，为了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和自我的成长。

自我否定性压抑就是神经症性压抑，它是心理冲突的个人根源。可以说，没有自我否定性压抑，就没有心理冲突。正是由于一个人对情欲采取镇压的态度，企图消灭它，这才导致情欲反抗性地加强，个人耻感和违禁性罪感也就被强化了。

我们知道，人性就在于有情欲，情欲是消灭不了的。压抑愈甚，反抗愈烈。不仅如此，过分压抑使我们对自己的情欲缺乏了解，似乎满脑子全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思想和愿望，这叫做缺乏自知之明。还不仅如此，被压抑的情欲总是要寻找出路、要表现它们自己的。既然不让它们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便只能以异乎寻常的形式扭曲地表现出来，心理冲突的各种变形便出笼了。

适应性压抑是健康的。这种压抑并不费力气，因为我们并不企图消灭情欲，而是承认它们的合法存在，也就不致引起它们的强烈反抗。由于压抑不过分，各种情欲不时在意识里浮现，健康人便视此为人性的一部分而采取接受、承认和宽容的态度，也就对人性的弱点有自知之明。接受且宽容情欲和人性的弱点，也就是接受和宽容自己。只要社会条件许可，我们便适当地满足自己的情欲，情欲也就不会发生畸变。不费力气的压抑意味着心情不紧张，这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情欲经常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和方式得到适当的满足使人心情愉快。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便会出现，人也就成长发展起来。

自我否定性压抑却不然。它是过分的，对情欲是根本否定的，这就造成压抑与情欲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倾向于不断加剧。紧张、焦虑、自卑、心理活动效率下降、社会适应不良、生理功能障碍，等等，都可能发生。由于缺乏自知之明，病人始终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多烦恼和痛苦，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紧张而放松不了，也不知道究竟担心害怕些什么，当然也找不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可见，自我否定性压抑本身是不健康的，它同时又是心理冲突的各种病态形式产生的基本机制。

二、回避

回避(avoidance)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回避是一个行为心理学概念，它限于指人的回避行为。回避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减轻痛苦，出于不得已，偶尔为之，当属正常；若经常采用，构成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那就是适应不良了。大家都懂得，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硬着头皮去干是不行的，也就是不能老回避。恐惧症最重要的特征是回避。如果没有回避，即使怕得厉害，也不见得是病。而回避愈甚，恐惧症也愈典型、愈严重。

广义的回避不仅指行为，也指一个人对待现实(包括自己的心理现实和客观的现实)采取置之不理、不承认甚至根本否认的态度。显而易见，回避与压抑是密切相联系的，在有些病人简直就是一回事。

谁也不可能毫无回避。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只要当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回避的是什么，回避的后果是什么，这样做所能得到的又是什么，取舍符合自己一贯的价值观，有所失而无遗恨，那么，这样的回避是完全健康的。韩信忍受胯下之辱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回避了与恶棍地痞的一场无意义的厮杀，确保健全的身躯将来好施展平生的抱负。其之所以传为千古美谈，道理在此。

只要既定的目标并未放弃，回避便是策略性的，它是达到既定目标的一种特殊手段，往往能更好地达到目标。走路没有不拐弯的，这是常识。

病人对医生说：“我现在唯一的痛苦就是失眠，只要睡好了觉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在交谈中，病人承认他在工作中和家庭生活方面确实有过许多苦恼，可是，“这些我现在都不去想它了。”显然，为失眠而苦恼起了回避现实的作用，也可以说，回避现实正是失眠痛苦的根源。

一位青年说，他在青春期性的冲动强烈，很想和女孩子亲近交往，但是，他很害怕女孩子会认为他“居心不良”和“耍流氓”，因此，见了女孩子就紧张害怕，不敢接近。他说，他现在见了女人就躲，已经跟性欲无关，因为他已下决心不搞对象不结婚了，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性的要求了，他只想正常地工作，做一番事业，然而，怕异性已经成了“条件反射”，为此十分苦恼。显然，病人先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跟女孩子亲近交往是“居心不良”和“耍流氓”，才会害怕女孩子如此看他，这是下面要讨论的投射。病人对性欲采取自我否定性压抑，以至使他现在“感觉不到有什么性的要求”，这跟回避性欲这一内心现实几乎可以说是一回事。

神经症病人迷信药物，到处求医问药，依赖药物和医生，其根源都是回避自己心理的现实。

不敢正视自己心理的现实，与回避客观现实密切相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并且，这两方面互相加强。沉溺于往事的回忆和后悔，或为过去很久的事气愤不已，倾向于想入非非，或为未来可能的挫折和失败而焦虑，都是对当前现实的回避。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才能制订相应的目标，才能根据社会现实采取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具体步骤。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必然会引出高层次的需要，自我便发展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自我和客观现实的认识逐渐深入，实践能力也得到提高。可见，正视自己和面对客观现实是互相促进的，这是显然不同于病态恶性循环的良性循环，是精神卫生之道。

也许现实过于严峻和残酷，我们大家都多少有些自欺欺人，但心里都明白，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即使如此，这跟病人的回避仍然大不相同，因为大家互相欺骗是一定文化所决定的，每个健康人心里都很明白。例如，我们都尽量避免谈论死亡，而说“过去了”、“去世”等，至于长命百岁和万寿无疆一类的祝愿更明显地是过甚其词。文明倾向于用语言去粉饰现实。这样看来，不少神经症病人喜欢抓住某些词句不放，抠字眼儿，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心理治疗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弄清楚病人语言背后的心理现实。

三、转移

本书所说的转移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包括投射、替代和归咎三者，因为很多病人的心理冲突变形同时涉及这三者，有时很不容易区分得一清二楚，也可以说，三者的过渡或混合形式是常见的。

投射(projection)是跟反映(reflection)恰好相反的过程。客观世界通过感官在我们心里形成知觉、表象、观念、情感等的过程叫做反映。投射是把自己的心理像放电影似的投射到“银幕”上——即投射到客观世界上。我们在心情高兴的时候，觉得花在笑，鸟也在歌唱，而心情忧郁时，天空显得灰暗，一切了无生气，连流水也在呜咽。可见，投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健康的投射一般具有两个特点：①当事人清楚地知道投射使客观世界带上了主观色彩，例如我们知道，花不会笑，只不过是自己心里高兴。②投射具有建设性，它创造了美，或者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或者有利于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投射，以为客观情况就是那样，并且，投射不但不创造任何价值，还妨害或破坏人际关系，则是病态的投射。

病人认为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却举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很显然是自卑的投射。

把自认不好的观念、态度等硬栽到别人头上，有时叫做推诿，这是投射的一种形式。爱挑别人毛病的人常常看不见自己恰好有他所鄙视的那种品质。压抑情欲导致自知之明的缺陷，而缺乏自知之明又与推诿互相强化。愈是推诿，愈是缺乏自知之明，而缺乏自知之明又使推诿更进一步。爱说别人自高自大的人自己骨子里自大很严重，骂人家自私自利的人正好本人非常自私，这样的例子很常见。

恐惧症病人害怕异性的眼睛，感到异性的视线“寒光逼人”，是压抑性欲导致害怕受诱惑和违反性禁忌的心理之投射。

替代有目标替代和方式替代两种，但二者可被同一人所采用。被压抑的情欲总是要寻找出路的，替代是一种常见的表现。受了上司的气，压抑在心头，回家大发作，瞧着茶杯越看越气愤，终于把茶杯摔得粉碎。这个“上司一茶杯”模型虽然简单，却有助于理解神经症。如果我们纠缠在摔茶杯这件事上，不去思考和用行动解决和上司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陷于无法摆脱的心理冲突之中。茶杯是无辜的，我为什么要对它发那么大的火呢?茶杯是花钱买来的，打碎了多可惜，因而深感后悔。可是，气愤并不因此而解决，下次可能又把新买来的茶杯摔了。愤怒，摔茶杯，后悔，压抑，买个新茶杯，又一次愤怒，又一次摔茶杯……神经症的特征之一是重复，痛苦的和非建设性的重复。

过分压抑可以造成转移的潜伏期延长。事过相当久以后，很可能基于偶然的联系而发生目标替代，这时，病人已经看不见“上司”与“茶杯”之间的联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某一无关的人或事物有那么强烈的情绪，即丧失了自知之明。

象征一般的是约定俗成的。例如，五星红旗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者对五星红旗有深厚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象征是诗人个人的创造，但“芳草”与“绿罗裙”之间的联系可以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一般的说，象征和它所象征的人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健康人清楚地知道的。

神经症病人的类似情况叫做象征化(symbolization)，这既非约定俗成，也没有审美价值，并且连病人本人也莫明其妙，当然无助于增进他和别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还会造成适应不良。象征化是一种替代，特点是变形与常形脱节，病人不知道变形从何而来，也看不见变形与常形之间的联系。

一位秘书发现她的顶头上司搞不正之风，想揭发举报，但又害怕打击报复，陷于心理冲突的痛苦之中，这是常形。半个月后，她每次锁文件柜后总不放心，要反复检查。这种情况迅速恶化，以至上班时间完全纠缠于反复检查文件柜是否锁好的强迫动作之中。在与医生交谈时病人说，她“已经想通了”，不再为是否揭发检举上司这件事苦恼了。医生请她谈谈“想通”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和细节，病人说，她已记不大清楚了，但她诚恳地说，绝不是欺骗医生，确实已经想通了。病人说，现在的痛苦就是老不放心、反复检查，无法工作，真是痛苦极了。显然，强迫观念这一心理冲突的变形已经替代了想检举又怕报复那一心理冲突的常形，经过象征化，变形已与常形脱节。

攻击可以用笑话、漫画等替代，这是常见的健康人的一种替代方式，原来的攻击目标和替代的攻击目标保持着可理解的联系，二者并不脱节。

有一位父亲对他的独生子非常严格，可说已达到了苛求的地步。上大学后儿子患强迫性神经症，辍学在家，整天洗手没完没了，同时要求父亲严格按他的标准洗手搞卫生，只要父亲有一点不符合病人的要求，病人便大吵大闹，甚至用脑袋撞墙，使父亲十分苦恼。这是一种奇特的报复，同时也是一种替代方式。

病态的替代总是过分的，似乎病人全部被压抑的情欲都倾注于替代物或替代方式上。替代愈是具有个人的特殊性，则替代的病理性愈突出，此时，变形与常形完全脱节。

归咎是转移的又一种形式，即把个人的痛苦、失败和过失等归咎于客观事物或别人。病人把一切个人不幸都归咎于疾病。“我这个人过去性格很开朗，就是病把我折磨成这样，一点小事也想不开，痛苦极了。”这是神经症病人的一种典型态度。考试没考好是病，工作没干好是病，人际关系弄得很糟糕也还是病，病成了保护伞或防空洞，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样做病人当然有所得，减轻了个人耻感和违禁性罪感，但所失更大。从表面上说，整天为病苦恼，明知苦恼无益有害，却长期陷在里面出不来。深一层看，病是不取决于病人的意志的，是不受意志直接支配的，既然病决定了病人的痛苦和不幸，也就等于说，病人承认自己对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完全无能为力，这怎能不使人自陷于沮丧和绝望的境地?

神经症病人对病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可以视为一种变形。病人强调自己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疾病所致，要靠医疗才能解决。与此同时，病人又对病保密，挂号用假名、假住址，不敢向亲友吐露真情，患病本身似乎是件不光彩甚至可耻的事。如果把病人对医生说的片段的和拐弯抹角的话整理一下，使之条理化，往往可以看出，病人实际上承认病是他自己造成，他为此感到可耻或内疚。

不仅对待病的态度如此，对各种生活事件的态度也往往如此。既怪客观，也怪自己。仔细分析起来，病人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前后自相矛盾。错过了一趟公共汽车，丢失了五元钱，给儿子买双袜子没注意是件次品，他们都后悔不已，绝不视之为命中注定。口头上的宿命论只不过是减轻心灵负担的自我辩护之词，而在行动上，他们照样不屈不挠地作困兽之斗。

很多人抱怨自己记性不好，却很少有人说自己良心不好。推卸责任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记忆不好可以推到脑子不好上面去，良心不好这责任可推不掉。

可见，归咎的核心是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固然可以有所得(减轻耻感和罪感)，但不负责任也就解除了我们意志的武装。

从心理冲突的现象看，病人满脑子是“我不要”：我不要失眠，我不要烦恼，我不要恐惧，我不要痛苦……这跟对人生持“推”的态度分不开。另一方面，病人没有明确的积极追求，没有目标系，想得多而相应的有效行动很少，也就是“我要”的意志被扼杀了：“我喜欢……”“我乐意……”“我愿意……”都被扼杀了。这显然跟情欲遭受过分压抑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从深一层说，生命本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人创造出来赋予自己的。解除意志的武装就谈不上创造，病人便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这是推卸责任的最大恶果。

通俗地说，人生的不幸和灾难不请自来，想推也推不掉。精神痛苦并非病态的特征，幻想毫无痛苦和对痛苦不肯负责，终于陷在痛苦里停滞不前，才是病态的特征。无法避免的天灾人祸造成痛苦，个人对此是没有责任的。个人的责任在于从痛苦中走出来或者在痛苦中往前走。即使是最亲爱的人的死亡，如果个人从此一蹶不振，多年陷在痛苦中无所作为，对这种心理状态个人也不能不负责任。对持久的或同一水平的痛苦不负责任的人，不是后悔自责，便是怨天尤人。本人不振作起来，没有有效行动，便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乞求怜悯只能降低自己的尊严，加重自卑心理。健康人并非没有烦恼和痛苦，只是他们不被痛苦所压倒，原来干什么的还得干下去，或者，还能干些什么就得干点什么。健康人并非主要地着眼于减轻痛苦，而是积极地去追求，去创造，去体会人生，要说意义，大概也就在这里面。

四、代偿

代偿可以分为自觉的和盲目的两种。自觉的代偿指知道自己的短处和缺陷所在，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盲目的代偿指并不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短处和缺陷，只是为了趋乐避苦，往往导致过分代偿，结果某些方面畸形发展，破坏了人格的协调统一，反而加剧心理冲突，造成适应困难，人际关系不良。可见，代偿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

知识、才能和技巧方面的代偿一般都是建设性的。例如，数理不行的人发展了文学才能，不会唱歌的人发展了舞蹈的技巧，好静不好动的人田径、球类不行却下棋下得很好。

性格的代偿往往是盲目的，因为性格缺陷愈是深层次的和严重的，本人愈是缺乏自知之明。有深刻的不安全感的人往往并不能清楚地觉察到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更不知道不安全感的根源在于基本需要未得到满足和对缺点短处的否认。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因为最大的不安全是不知道失败潜伏在自己心里。这种人用极力追求安全来代偿，结果导致过分：做事反复核对检查，过分重视细节。可见，完美主义是性格缺陷的过分代偿。只有承认自己有缺陷，才能承认这个世界有缺陷，才不至于过分追求完美。完美主义等于苛求自己，必然导致自我挫败。为了防止自卑的袭击，不得不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恶性循环也就发动起来了。

娱乐活动是不会过分的，因为一旦兴趣锐减，甚至感到疲乏而不耐烦了，人们自然会停止该项活动。其实，学习和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按自己的心情作出行为上的适当调整，只考虑别人的评价，那就有可能走上完美主义的道路，迟早会自我折磨。

关键在于，愉快必须来自对自己努力的肯定和自我欣赏，才会有独立精神。如果愉快完全取决于别人的赞赏，行为者就会缺乏安全感，因为命运完全抓在别人手里。

特别争强好胜和过分爱面子也是一种过分代偿。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博得别人的好评，没有个人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和自我评价。这是用虚荣代偿耻感。

理智主义是缺乏社会情感的过分代偿。社会情感愈薄弱，一个人就愈是倾向于对自己讲道理，迫使自己屈从于理智。这种人好钻牛角尖，既不宽容自己，也苛求于人。

代偿，不论自觉还是盲目，如果只是为了减轻痛苦，如缓解耻感和违禁性罪感的痛苦，归根到底总是消极的，也很容易过分。以乐而为之的行为去发展自我，才是积极的精神卫生之道。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我们必须明确，我这个人乐而为之的究竟是什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乐个啥呢?这里，神经症病人碰到的拦路虎是压抑。由于压抑，病人不清楚自己的情欲和个人需要，乐而为之也就谈不上。神经症的心理治疗，不论采取什么技术，也不论人们用什么理论去解释，关键的一环是去压抑，增进自知之明，也可以叫做自我解放，把“我”的真面目从压抑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