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腑之“脏”，乃“藏”之义，即“脏者，藏而不泄”。五脏各有所藏，肝藏血、心藏脉、脾藏营、肺藏气、肾藏精。脏以所藏为体，所藏之用为用。

　　心之所藏为脉，脉之用在于容纳流动着的血液，故心以脉为体，以血流为用。

　　脉道内之血液，流而不止，止则命亡。故此，脉中血液流动的作用，即人体生命力的表现。此流动力量之源，即先天元气之运动，先天元气之运动力，由“两精相博”而得，而“两精相博谓之神”，此“神”有“阴阳不测”的特点，即非阴非阳，非气非血，无形无踪，它的形象只有通过心脏之作用，即脉内血液之流动才能显示出来。心属火，而火之用，在于发光，光亮则可见谓之明，所谓“日月合光谓之明”。故“神”之“明”由于血液流动的作用外见，如《素问·灵兰秘典》所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由此可见，心乃神明所在之地，而“神”是天上的，最高之“神”是上帝，而人间之帝王只能称为“天子”，即上帝（神）的儿子，因此神是能控制和管理君主的，就此意义而言，“心者君主之官”之“官”字，应读为“管”即心是管理君主的，因为它是神明所出之地。

　　火之用，不但在于发光，还在于能发热。热量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心属火，为君主之官，如太阳为万物生长之主宰。而火之形有跃跃而动、炎炎而上、熠熠而明的特征，为欢腾振奋，愉悦轻松，郎郎不拘之象，故其志为喜。笑为喜之外在表现，有火之象，但心为君主之官，乃至尊之位，其志由其臣使来实施。《素问·灵兰秘典》云：“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灵枢·海论》云：“膻中者为气之海”。膻中位于两乳之间，位近心肺，为宗气聚集之地，能为心肺输转气血，燮理阴阳，调节情志，因而它不但能使心之情志表达于外，还能调节心肺之间的关系。

　　心之体为脉，实证由脉不足而成。脉体不足则难以容纳其中流动之血液，因而热壅为火，发为笑而不止之象；若其血液流动力不足，则为虚证，动力不足则心火弱不足以制约于肺金，而肺金反克于心火，由于肺之志为悲，故可通过膻中的调节情志作用，而表现为郁郁不乐，情绪低沉消极的悲痛不止症状。

心病者，必胸内支痛，胁下支满，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及舌下血者，其变刺郄中血者。（《素问·脏气法时论》文）

[1]膺：胸之侧部。

[2]变刺：针刺法的改变。

[3]郄中：穴位名，即委中穴。

本条为心脏病及所涉经脉的虚实证候及针刺法。

　　本条可分为四个问题理解。

　　一是无论是虚证或实证，都可以见到胸内痛的症状。因为心居胸中，其所系的手少阴心经脉循行部位也及于胸部，故胸内痛为心病之主证。

　　《灵枢·经脉》云：“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下膈，络小肠……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肘内，循臂后廉。……是动则病……胁痛、臑痛、臂内后廉痛厥……”

　　二是心实证的证候。心有二府，一是小肠，二是心包络。小肠为“受盛之官”，其用为“化物出焉”。小肠之经脉名曰手太阳，太阳为火热的象征，火热的作用在小肠主腐熟水谷，变化精微。即小肠可使腐熟之后的水谷精微变化为赤色之血而归藏于脉；脉为心之体而容纳血流，而血之原出自小肠，故小肠为心之本，根据体有本意，及实证为体虚之概念，则可知小肠及其经脉不足为实证。

　　心为君主之官，本不受邪。包络为心之外围，可代心受邪而行其气，心居其中故亦为心之府。心包中所藏之火，名为相火，此火生于命门，寄存于肝胆，游行于三焦，而手少阳三焦经脉与手厥阴心包络经脉互为表里，包络属阴；且代心行气，故相火可藏于包络，以心为后天生命之主宰而言，则虽居火之位，而无君火光明、温热之功，其实并非无功，只是功归心君之火而已，所谓“相火以位，君火以明”，乃仿封建礼教之说。

　　《灵枢·经脉篇》云：“小肠手太阳之脉，起自手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是动则病……肩似拢，臑似折……肩、臑、肘、臂外后廉痛……”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是动则病……甚则胸胁支满……喜笑不休”。

　　此两条经脉之循行，“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起于胸中……其支者循胸”则病可有“胸内痛”。手厥阴心包络经脉之“是动则病……甚则胸胁支满”，与本条之“胁下支满”有关，而且，其“喜笑不休”，也属心实证之一。手太阳小肠经脉循行之部位，“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即本条中之“膺背”之处；其“出肩解，绕肩胛”，“是动则病”……肩似拨，与本条之“膺背肩胛间痛”有关；其循行部位，“直上循臂骨下廉……上循臑外后廉……是动则病……臂外后廉痛”有关。

　　由此可见，该条之实证，为手太阳小肠和手厥阴心包络经脉之是动则病者。至于本条中未明言此系实证，乃是省略文法，当与其后的“虚则”证对看。

　　三是心虚证的症候。条文中对心虚证的描述为“胸腹胁下与腰相引而痛”说明虚证和实证痛的不同在于“支满”和“相引”。实证多在卫分和气分，或为有热之症，故心“支满”为特点；虚证则多在营分和血分，或为有寒之症，故以“相引”为特点。其次，其胸、腹、肋之痛可涉及腰部。这是手厥阴经脉之病涉及足厥阴肝经脉所致。《灵枢·经脉篇》云：“肝足厥阴之脉……抵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肺，布胁肋……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俛仰。”

　　《素问·刺腰痛篇》中说：“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腨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不慧，刺之三痏。”

　　肝足厥阴之经脉，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肺布胁肋，与本条之胸腹胁下痛相应，特别是对其腹痛特点的描述，更符合本条所说“相引”。其“腹痛不可俛仰”，是因“俛仰”则腹部紧张，使腹肌互相牵引而痛加重。《刺腰痛篇》形容其腹痛为腰中如张弓弩弦，更形象地表达了拘急紧张，“相引”而痛的特点。

　　至于为何把足厥阴肝之经脉病列为虚证，笔者不完全成熟的看法认为，足厥阴肝经脉之腰痛症，很可能是从手厥阴心包经络病发展而来，就此而言，则手厥阴经脉证在先为本，足厥阴肝经脉病在后为末，以本为体，末为用而言，则应以手厥阴经脉病为实证，而足厥阴病称之为虚证，此虚证类似现代之续发证。

　　四是针刺疗法。从本条症候分析可看出，心病实证系手太阳和手厥阴经之经络病症状，而手厥阴心包乃代心行气，仍以心手少阴经脉为主，且其症状无论虚实，皆与手少阴经脉有关，故其实证的针刺法，取手太阳和手少阴的经穴放血以祛其邪实。但条文中未明指针何穴，故亦可“宁失其穴，不失其经”，针其经线或所循部位即可。

　　《灵枢·经脉篇》云：“手少阴之别……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其实则支膈……”；“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注心中……”

　　手少阴之别系于舌本，足太阴之脉连舌本散舌下，且舌为心窍，故心实证可以从舌下放血治疗。此处血管丰富，是络脉聚集之处，放血比较容易是放血治疗的适宜部位。

　　关于放血的办法，《灵枢·经脉篇》中说“诸经脉皆不能络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诸刺经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虽无结，急取之以泻其邪而出其血”。说明放血疗法，应刺皮下静脉，因此处是诸经脉会集之处，而且最好选择“结”，此是易出血之处。此“结”很可能指静脉瓣而言。若无“结”则在其经脉处挑刺出血即可。

　　《灵枢·始终篇》还记载了舌下放血的具体部位和用具及适应症“重舌，刺舌柱以铍针也”。重舌为舌下肿胀高起，形如小舌，故名重舌，多为心脾热盛之症，故宜放血以泻心脾之热。所刺的舌柱，即舌下之大血管，因其形如柱故名舌柱。所用之铍针，为古代九针之一，为放血之针，现代用三棱针即可。

　　关于变刺，《灵枢·寿夭刚柔》云：“黄帝曰：余闻刺有三变，何谓三变？伯高答曰：有刺营者，有刺卫者，有刺寒痹之留经者。黄帝曰：刺之变者奈何？伯高答曰：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

　　该条中“其变刺郄中血者”，乃针对心虚证而言，“郄中”王冰谓即“委中”穴。该穴属足太阳膀胱经穴，可主治腰痛，如乌丹阳之四总穴歌中即有“腰背委中求”一句，故取此穴。然而此法治心虚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如前所述该症系足厥阴经脉之病症，何以针刺足太阳经脉之委中穴，而不取足厥阴经脉之穴以治之。这个问题还应从其病之来源说起。如前所述，足厥阴肝经脉之病，是从其手经传变而来，虽此足厥阴证被称为虚证，但其根于手厥阴经脉之实证。治末不如治本，故不用足厥阴经脉之穴。然而，若取手厥阴经脉之穴，因其经脉循行在上肢及胸而不及腰背，故应取手太阳经脉之穴以治其实，手太阳小肠之经脉循行亦不及腰背，故只好取与其相关密切，而又循行部位达于腰部之足太阳经脉穴了。第二个问题是，放血本治实证之法，为何此虚证却用之，岂不怕犯有虚虚之戒？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了回答，即此条之虚证乃由手厥阴之实证传变而来，实邪去则断其病源，故反用泻法。

因为虚证一般应该用补法，应浅刺以刺其卫分，但此条之虚，有其特殊性，故其刺法亦由应刺卫而变为刺血，即条文中说“其变刺郄中血者”。

邪在心，则病心中痛，善悲，时眩仆，视其经有余不足而调之。（《灵枢·邪在》文）经云：诸邪在心者，皆心包代受，故证现如是也。

本条强调心病要辨证治疗。

　　本条录自《灵枢·五邪》，该篇中，“善”字为“喜”字，余皆同。

　　本条强调治心病要辨其虚实，即“有余”和“不足”进行调治，并且列举了心病的必有症状“心中痛”（即前条之“胸中痛”之义），虚证（善悲），实证（时眩仆）症状各一项，作为虚实辩症的例症。

　　本条之“邪在心”之“心”，当为心包络之谓。《灵枢·邪客篇》云：“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至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容也，客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心包络之名，“心包者”心之外围之意。络即网络，其经脉网络于心，故称心包络。

　　关于本条中心病之共有症“心中痛”及其虚证的“善悲”病理，前已述之，不复述。至于为何把“时眩仆”列为实证，还须进一步说明。

　　首先应明白心通五脏而为之主，即为“君主之官“的原委问题。

　　十二经脉之起止，除了手少阴之经脉“出属心系”，其他各经脉皆起于它处而入于所络之脏或腑。手少阴之脉“出属心系”，是指心脏与其他脏腑联系的脉络。滑仁伯指出：“五脏系皆通于心，而心通五脏系也”。张景岳更加详细地说：“心当五椎之下，其系有五，上系联肺，下系心，心下三系联于脾、肝、肾，故心通五脏之气而为之主也。”《中医名词术语选释》认为心之所系“指直接与心脏联系的大血管，包括主动脉、肺动脉、肺静脉以及上下腔静脉”共五条。心经脉的起止和联系它脏经脉的特点，是心通五脏之气，为君主之官的依据。

　　由于心通五脏之气，且为“君主之官”，故一旦受病，则易波及它脏它腑，即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本条所列实证之“时眩仆”正是由心及肝的病证。“眩”为视物昏花，目本肝之窍，肝病故眩，眩之甚则可致“仆”。

　　心病可见它脏之证，已如前述。但为何认定心病及肝的“时眩仆”为实证呢？

　　实证，是体失常之病证。心属火，为肝木所生，故以肝木为本，本病即体实之证，故肝实热证易传入心，而表现为心肝火热证，火热灼肝窍则目视物不清，甚而仆倒。该证属火，其来也急，其去也速，故此眩此仆谓之“时”。即阵发性的视物昏花不清。

　　条文最后指出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的治疗原则。也就是要掌握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无论针刺还是使用药物，都应该如此。

陶云：心德在软。故经云：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苦泻之，咸补之。

[1]缓：松、弛、慢之义。散惮而不紧张的样子。

本条是心脏虚实病症按味用药的原则。

　　该条文字系摘录于《素问·脏气法时论》。

　　心在五行属火，其气化法于四时之夏，在四时中，夏季为植物生长繁茂秀丽的时期，是植物生命过程中的全盛阶段。此时植物欣欣向荣的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植物得到自然界滋养润泽的结果，是夏天之气对植物的恩德。一切生物肌体的坚枯刚燥，是生机衰败甚至死亡的标志，而荣采柔润则是生机旺盛生生不息的标志。如植物之谷类，熟则禾干，果成则壳坚，幼苗则柔嫩而多汁，又如在人则年少者脉管柔而皮肤润，年老则脉管硬而皮枯燥。夏之气对自然界的恩泽在于柔和软，因此心之气也应为柔而软，心软之气乃是对人体生命的恩泽，因此《内经》上说：“心德在软”。

　　在自然界里，至柔至软而能润者莫如水，而《周礼·洪范》云：“水曰润下”，又云：“润下作咸”因水性趋下，自高而低，下流归聚于海洋，在此过程中而产生了咸味，故此海水味咸。由于海是水聚集之处，从而便有了咸者能润的说法。此说被《内经》作者所采纳，故《素问·脏气法时论》有咸软之说。

　　由于心对人体生命之恩德在于“软”，故人心之气化要经常有柔软之气以供生命活动的需要，就应补充咸味之品以维持其柔润之气。故《素问·脏气法时论》云：“心欲软，急食咸以补之”，亦即本条“以咸补之”的根据。

　　然而夏之气热，为火之性，心气法于夏而属火，火之体烈而燥，势急而炎上，正所以用以协调柔润滋泽之德。夏火以刚燥为体，在人则以所藏之脉为体，脉坚韧有力则血液内藏而不横溢旁出，软弱无力则血流滞迟而不能润泽四肢百骸以显其用，故应以能坚之苦味强其脉以助心体，助心体即是泻，故云“苦泻之”。

　　夏火之性急迫燥烈而势趋漫散上炎，故曰“心苦缓”。若心火之气过亢，则所舍之神不能安宁于内，血液之流汹涌而横溢上逆，如《内经》所谓之“病起于过用”，《周易》谓之“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当用能收能敛之酸味药收降其自亢之势，救其过用之伤而益其正常气化，即本条所云：宜“急食酸以收之”。

小泻心汤。治心中卒急痛，胁下窒懑，气逆攻膺背肩胛间，不可饮食，饮食反笃者方。

龙胆草栀子各三两，打戎盐如杏子大三枚，烧赤

右三味，以酢三升，煮取一升，顿服。少顷，得吐则瘥。

[1]窒：衣抄本作“支”，当从。

[2]反笃：反而更加严重。

[3]酢：醋。

[4]瘥：痊愈

[5]得吐则瘥：衣抄本中为：“便得吐便差，不吐亦得”。其中第一个“便”字当系衍字，余当从。

该条为小泻心汤的主治、方药及煎服法。

　　心属火，以火为体，体病为实，实证宜泻，故泻火即能泻心。火之性为热，故泻心之方即清热之方。

　　其症状“心中卒急痛”既表达了病位，又表达了病的特点心位在胸，其病位“心中”，当指心所在的“胸脘”里面，“卒”表明其发病突然，“急痛”表明情况紧急，痛的性质急迫和病人焦躁的情绪，一“急”字，含有三意，形象地描述了火病的发病方式、症状特点和病人的情绪反应。

　　火盛则热大，物受热则弛而张，由于代心行气之心包络经脉，“起于胸中……其支者循胸出胁下”，其经脉受热邪之冲击而动，故“胸胁支满”。“支满”支?满闷之谓，乃经气弛张壅塞之自觉症状。

　　经脉之气运行不顺，则攻及膺背肩胛间（前已详述其理，不赘）。

　　手少阴心经脉之运行，下交于手太阳小肠经脉，手太阳小肠经脉“抵胃”，胃以纳谷为用，若病及手太阳小肠之经脉，则胃亦受其牵连而纳谷功能不足，出现“不能食”的症状。若勉强进饮食，胃中气机壅塞，致使手太阳小肠之经脉运行更加不顺，故尔可使心胸诸痛攻冲支满等证更加严重。

　　方中栀子，《本经》谓其“味苦寒”，《别录》谓“大寒”。其树喜湿而恶寒，以其喜湿，故需经常灌溉，以其恶寒，故冬月须于树之北面夹篱以蔽风寒，以其喜湿恶寒，能于湿热之中成其苦寒之性，故善解未成坚结之湿热，使火气上出而转为清肃。小泻心汤证以火邪为主，水虽因火而动，但尚未成胶结之痰，而为清稀之饮，或仍为热湿蒸化之气态，其湿其饮，走窜经络则攻冲不定，时发时止，若留于脏腑，则心神不安，栀子与此诸证均甚相宜，故以此泻热蠲饮者为君。因其味苦属水，色赤象火，可称为水中火药。“凡苦寒之物能下能坚，唯栀子反使坚结者解而上出，火空则发之义也。”（《本经疏证》引芦芷园语）。可见栀子泻火于宣畅之特能，条达宣畅为肝德，此具制火水性而持肝德者又可谓之系水中木药。

龙胆草《本经》谓其味苦气寒。其味苦可助心之体，气寒则可清泻其热，故为方中之佐臣。龙胆之性，逢热能清，遇火则折，然而其清不如大黄之荡涤，折不如大黄之摧逐，不泻不降，乃自内达外，畅发极内之火邪，宜于火热郁而不畅，尚未结聚者。

衣抄本中戎盐为盐豉.考仲景栀子豉汤之主治文中有“烦热，胸中窒者”，“心中结痛者”，“反复颠倒，心中懊憹”诸语，与此方主治多文有雷同，可知豉在此方中当为固有之品。

据《纲目》云：“许慎《说文》谓豆豉为配盐幽菽者”，而陶氏手订之《别录》只载淡豆豉，《纲目》引陶氏谓“豉出襄阳，钱塘者美，而入药取中心者佳。”至于咸豉之药用，始自陈藏器，谓“蒲州豉味咸”，并记有盐豉酿造方法，特别提出“蒲州豉味咸”。可以认为陶氏时期虽已有咸豉，但陶氏不入药用，唐初陈藏器时期或稍早盐豉才入药用。现传承本中有用盐豉者，或为唐初（或更晚）《辅行诀》整订者所为。

尽管陶氏有草药木五补泻方不用谷类药的理念，尚不可完排除陶氏此泻心方例中不用豉。因陶氏手订之〈〈肘后〉〉及〈〈伤寒论〉〉中，栀豉同用所治与此方所治雷同，乃如陶在此书中所云：“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长，或至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国之于规矩也。”在此大环境中，陶氏所见到的〈〈汤液经法〉〉中本来就有豉而被其择录，的情况，亦不无可能。

据陶氏用药法则，小泻心方应有由二苦一咸组成，而〈〈别录〉〉谓淡豆豉“味苦，”，孙真人亦从之，此正是心之体味，乃泻心佐臣所需，其原料豆为肾水之谷，苦为肾之主味，其五行属性当是水，其性“轻而上行，善发上焦之蕴结，”有“宣水化而轻扬条达之功”（俱见〈〈本经疏证〉〉），现代亦多用于发表，宣邪，取其辛散之功，故又可谓其在五行属木，在五行互含属性上谓之水中木药，为此小泻心方中佐臣之品，代此本中之龙胆草药为宜。

另一方面，豉由豆酿制而成，经酿制后，其质变为轻虚上行，有类火性炎上之象，所主治又有“烦燥”（〈〈别录）〉）之神志证状，与心有亲和性，又可以认为其五行互含属性为木中火，此说在将要从土论心时涉及。

　　小泻汤证，因于火气之盛，火盛则损阴，其治重用苦味，则易生坚生燥，若阴液损且气多燥坚，则心不能行其润泽滋养之德，故应以咸软而润之药为佐监之臣。

此方中之戎盐，取其不仅气味“咸寒”（《本经》），而且主“心腹痛”（《名医别录》），《本经疏证》载：“戎盐自然而生，其成难，其化入津液则难”，“凡心腹痛之宜于盐者，定系留痰停饮，唯其饮之稀，力能攻冲击撞，乍发乍止，故以食盐劫而吐之，饮去而卒者遂已；唯其痰之稠，势则凝固胶黏，久留不动，故以戎盐化而渗之，痰去而不卒者能已”小泻心汤证为“卒”“急”之痛，且煎服法后又云“得吐瘥”是与食盐之适应证相合，然而食盐虽然善吐，但其性“咸温”（《名医别录》），似又与此证火热盛之病机不利，《本经》言大盐“甘咸寒”用于此方较宜。《本草备要》盐条载治笑不休，用盐炒赤水下，笑不休为心实证，可见盐在泻心方中之重要。戎盐味咸属火，为咸水煎炼而成固态块状，有水极似土之象，故可谓之火中土药。为方中之监臣。

用咸豉者，又别有新意。此病位在于上焦，在上者宜引而越之。方用吐法意在于此。此证之火，为心气不能宣畅之郁热，宣而越之，郁热自退，豆豉味谈气宣，解郁发越，其制作过程中，饱收湿热之气，故当能深入饮、热之中以解散之。又豆豉为黑豆所制，豆为肾之谷，黑为水之色，又经盐渍，感为肾之化味，故其性能益肾水以滋泽，软坚至柔以顺心欲，正能防此证因火所生之坚燥刚枯，而布心德以至润泽柔润。

　　豆豉与栀子同用，在《伤寒论》名为栀豉汤，治伤寒汗下之后胸中热痞，虚烦不得眠等证。其“胸中窒”、“心中结痛”证与本方证之“心中急痛”“胸胁支满”类似。《肘后百一方》中用栀豉汤治“腹内有结坚，热癖使众疾者，急下之”，“心腹俱胀痛，短气欲死，或已绝，及霍乱吐下后，心腹烦满”，亦与此证之“卒急痛”“胸胁支满”“不能食”类似。

　　从《伤寒论》与《肘后百一方》对栀豉的使用，可以看出二书对栀豉同用所针对的病位有所差异，所属治疗亦有不一。《伤寒论》所治在于心胸，位在上焦。栀豉类方剂均云：“得吐后，止后服”，当属催吐剂，法“病在上者，引而越之”的原则。《肘后》所治在于心腹，位在中焦，为“急下”之剂，法病在中下焦者导而下出的原则。

　　此二书对栀豉作用的部位，一云心胸，一云心腹，其在心则同，然而此“心”应当分别是“腹部”和“胸部”的代称。若非如此，以心在胸中，何《肘后》不云吐或吐兼下？因为“心”有中心的意思，而此“心”字若以人体高度而言，脐正居其中心，其上下皆为腹，故“心”亦可指腹部，不必单指心脏而言。

　　为何同是栀豉两药，其功用有吐下之别？

　　其实，二书中药同功异的秘密在于豆豉的服用量及其浓度上，即量大而浓者能下，反之则吐。

　　《肘后》栀豉汤用，栀子十枚，豉七合，以水两升，先煮豉取一升二合，绞去滓，内栀子，更煎取八合，又绞去滓，服半升，不愈者尽服之。此方比《伤寒论》栀豉汤多用豉三合，少用栀子七枚，少用水二升，最后煎取汁少七合，每次服用量少一合半。二方比较可知，其《肘后》方中栀、豉比例较《伤寒论》方豉多栀少，但临床所见未见服栀子而吐者，诸本草书中亦未见其能吐的记载，故其吐与否，不在于栀而在于豉。我们还可以发现，以豉的用量，煎取汁中含豉量及每次服豉量计算，每次服豉量《肘后》较《伤寒论》多一倍多，亦可证明与每次服豉量有关。二书差异之处，还在于所煎取汁的浓度。即《肘后》方中较《伤寒论》方豉的浓度大三倍多，这应该也是吐下异功的原因所在。为便于参考，现将二书中栀豉汤比较，列表如下：

但是诸书中尚未见豉浓度大小对吐下有所影响的记载，对盐的使用，倒有相关记载。考《肘后》治“卒腹痛”有单用大盐一把治疗之方，方后云：“多饮水送下，忽吐即瘥”，说明“多饮水”使盐浓度变低，才能起到催吐的作用。无独有偶，《本经疏证》讲的更为明确：“盐入口能令人津液升而裹之，于是复多饮水以激之，乃能令人作吐，非盐能令人吐也。”先下盐未使胸脘之积痰伏饮被盐劫动，然后饮大量水，饮邪与盐水相溶，激荡而出。若将盐溶于水中服之，则无激荡之力而不能催吐，但可降下胃肠饮邪滞物，高浓度盐水点滴频咽治幽门水肿所致顽固性呕吐，低浓度盐水顿服治习惯性便秘，皆为临床常用简便效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衣抄本此泻心方中用咸豉有二物协同作用的意义。同时由于栀豉汤之主治，与此小泻方相近，可以认为此方当由栀豉盐三味组成，即以苦味之豉代此方中之龙胆草。

至于衣抄本方后服法所谓“得吐瘥，不吐亦得”乃是得吐瘥者系偏于病在心胸诸症，不吐亦得者，当重在“不能食，食则反笃”者，临床使用时，可根据其症状之定位，病在上者煎药时用低度药液，病在中下焦者用高浓度药液以把握其吐与否。

　　此方煎药用醋而不用水，因醋之味酸，乃心之化味，且酸者能收，收为秋之气，其时气候凉爽，故俗有“酸凉”一词。凉则有益于心火之症。醋，古名酢，又名苦酒，又名醯，用谷米诸粮酿制而成，其酸味生于郁蒸发酵过程中。郁者密闭谷物而不宣，蒸者加谷粮以湿热。密闭者，曲而不伸，蒸腾者，发而直上之象，谷粮郁蒸而发酵，酵则味酸。故《周礼·洪范》云：“曲直作酸。”醋乃谷物所制，含有谷气之精微，故可养人之脏，用于此泻心汤中，则能助心之气化。又因其味酸，《内经》谓：“酸苦涌泄”，与方中胆草、栀子之苦味同用则能涌泻，“涌”者，有向上之义，故能助气宣发上行以至吐，“泄”者有泻下之义故能助气下降而排出。此方“得吐者瘥，不吐亦得”于醋皆可各随其证而用。但是依该书诸小泻方均无本脏化味之通例，则此方中不应用醋煎。

大泻心汤。治暴得心腹痛，痛如刀刺，欲吐不吐，欲下不下，心中懊憹，胁背胸支满，腹中迫急者方。

龙胆草栀子各三两，打　苦参升麻各二两豉半升戎盐如杏子大，五枚

右六味，以酢六升，先煮上五味，得三升许，去滓。内戎盐，稍煮待消已，取二升半，服一升。当大吐，吐已必自泻下，即差。一方无苦参，有通草二两，当从。

[1]懊憹：神气不安的样子。

[2]消已：溶化完毕。

本条为大泻心汤的主治、方药和煎服法。

　　本方主治病证，是小泻心汤证的发展或者症状之严重者。在发病形式上，小泻汤以“卒急痛”描述，此条则云：“暴得心腹痛，痛如刀刺”“暴”较“卒”更为突然，而且有猛烈之义，小泻汤之“卒急痛”指“心中”而言，此条则扩散及腹而称心腹痛，又对痛的程度描述为“如刀刺”，形象地说明了其病的严重程度和痛的特点。小汤证中有“胸胁支满，气逆攻膺背间胛间”此条则云：“胁背胸支满迫急不可奈”，不但胸胁及胸两侧及肩胛间支满攻冲，而且由“肩胛间”扩散至整个后背有迫急不可忍耐的感觉。除此之外，比小泻汤证还增加了“欲吐不吐，欲下不下，心中懊憹”这些反复颠倒、坐立不安的痛苦感觉。

　　此大泻心汤较小泻心汤症状加重，在治疗上则应采取相应措施。病久则本脏气化伤损，故在小泻心汤中加入心之化味（酸）药一种以助之。又因已有腹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等中焦脾土受邪症状。按本书通例，应再加入脾土体、用味各一两以调理。小泻心汤中戎盐，因证兼脾湿，咸润防燥的意义已不十分紧要，但其咸寒泻火，渗化痰饮，令人吐泻而导邪外出之用，仍为本方所需，故亦应依本书通例，减至小汤用量的三分之一而为佐臣之使佐。

　　豉之性寒可协胆草、栀子以除热，含阴精又可防二药苦而生燥，性轻扬可防二药趋下太过，与栀子同用仲景名栀豉汤，治伤寒下后虚烦不得眠，栀赤豉黑，寓有既济水火、交通心肾之意，及本书酸苦除烦之理，堪称方中佐监之臣。

　　本条豆豉用量为半升，衣抄本用盐豉三两，用量悬殊较大，可依本书“数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之条文，从衣抄本用三两之说，约折今之22.5克。

　　今实测依古法（发制七次）所制之淡豉，每古之半升（约毫升）约重49克，较君药用量（三两，约折今之22.5克）多一倍强。古法制盐豉，方法类似淡豉，仅每10斤原豆加盐1斤，古三两豉约用原豆41克，当含盐4克许，盐豉三两，实用豉约18.5克。

　　戎盐，《本经》谓“主明目益气，坚肌骨，去毒蠱”，《别录》谓“味咸寒无毒，主心腹痛、溺血、吐血、齿舌血出”。其味咸可走血，性寒可降火，又能渗化痰饮，能治因火热而心腹留痰停饮所致之痛疼。与此大泻心汤证相宜，故用之。

　　本方为涌泄剂，其力赖于盐者甚多。日常生活中，常有偶食盐粒少许，复饮汤水而呕恶致吐，又如前引《肘后》催吐方及《本草备要》治心实痰热笑不休，均用盐服下而后饮水，以吐取效，在本方中可佐豆豉之宣发，升麻之升阳以使药力趋上而涌吐；又常见治习惯性便秘，或术后不通气，空腹饮下淡盐水，大便通下者，是盐又可增强胃肠蠕动，而通便通气在本方中可佐胆草、栀子之清降，使药力趋下而导邪外出，故为方中佐监臣药之使佐。

本条本药之用量为如杏子大五枚，若依本书通例，则应用杏子大一枚。今实测如中等杏子大三枚之盐，约重90克，则应用30克。

盐吐泻之功，不仅在于用量，更重要的是服用方法及其浓度。如前所述可知先服下盐末，再多饮水，些许之盐，亦足以涌吐；虽盐量较大，溶于水再服，则善通下。若以饱和溶液（含盐约36%的水），频频咽津，反而可治疗因胃幽门梗阻水肿所致之呕吐。

　　笔者以为本方中之盐，欲催吐者改用先服盐末，再饮药汤更好；欲兼泻下，则可用高浓度药液，但欲通下，宜低渗（盐含量低于0.9%）者。使用时应据情而从，灵活把握。

　　又本方中之戎盐，又名胡盐，或大青盐，出自新疆、青海湖中者，它如池盐、井盐、海盐，又皆称大盐或食盐，《别录》云食盐“味咸温”者，系指经日晒火炼硇水而成之盐，已变水成金，含有火气，故云性“温”。究其功用，则与戎盐略同，可以通用。

　　升麻，《本经》谓其“味甘”，“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痹气，久服不老，轻身延年”，《别录》谓其“苦平”“主邪气蠱毒，入口皆吐出，中恶腹痛，时气毒厉，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该药口尝之甚苦，符合《别录》之说。为何如此至苦之药，《本经》反称其甘？笔者以为因其有良好的解毒作用，即能解除对人体有强烈峻猛并非常不利的因素，《金匮要略》治阳毒用升麻汤，以该药为主，后世每用升麻代犀角，皆是取其解毒之功，由于该药可缓解毒物所至的急危病证，基于“甘者能缓”的理念而称其味甘。

本方证病机为心火病及脾湿，湿为阴邪，与心火相搏，阳火内郁，性变暴戾，对人危害之大，可谓之毒。升麻质轻多孔而善解毒，邪在中上者尤宜，于此方中可助豆豉之畅发，使火邪外出，其势上升，又可使邪涌吐而出，故取《本经》之说，作为助脾用之味，《经》云：“脾德在缓”，缓解火热蕴毒之暴戾，即行脾之德用，堪称土中火在此方中为佐监臣之使佐。

《本经疏证》谓升麻“根除内白外黑……花白实黑是为金贯水中，水从木升，仍发越金气以归功于畅水也……”似可知其味甘属土，而又具金秋收降清肃之功，故又可称之为土中火药。

　　苦参，《本经》谓“味苦”，与口尝之味相符，显然非本方助脾体用辛味之需，然而从其功效分析，称其味辛亦甚恰切，《本经》谓其“主心腹结气，癥瘕积聚，黄疸，溺有余沥，逐水除痈肿，补中明目止泪”；《别录》谓其“养肝胆气，安五脏……利九窍……”。《本经疏证》谓其“本乎土而受疏于木”，乃“以收摄为流通”，“借肝之疏成土之防，而为水之治”。其功在于输利水湿，助肝胆疏泄之机。现代治肝硬化水肿，有单用之者，巨鹿尹庆高先生，治肝病名闻一方，治腹水亦此药为主，又如《金匮》贝母苦参丸，主治妊娠小便难，皆可证其疏利水湿结聚之功，根据《内经》辛者能散之理，则谓苦参味辛，自在情理之中。该药在本书二十五味药五行五味互含表中未载，观此方中之用，实以辛味论之。大抵本书之药味说，本于《本经》、《别录》及《桐君采药录》，但又不拘此，必以实际功能论药味，它如豆豉、大黄皆若此。

　　苦参能治“癥瘕积聚、黄疸、逐水、除痈肿，可知其性能疏泄痰水湿热结毒，协栀子、升麻以清热结毒”；能“明目止泪”“治尿有余沥”，可知其性能收摄阴液，坚闭中以行疏散。摄阴液则可协豉启阴精以上奉心火；坚闭火热之气则附结之痰饮水液易于疏散，助盐之渗化胶顽结聚；《肘后》治卒心痛方，用“苦参三两，苦酒升半，煮取八合，分再服”，《外台》“治天行病四五日，结胸满痛壮热”用“苦参一两，剉，以醋二升，煮取一升二合，尽服之”，并谓“天行毒病，非苦参醋药不解；及温复取汗则愈”；本县已故名老中医王化民家传治癫狂方，亦单用醋制苦参取吐，可知苦参与醋同用，确为催吐除痰热之妨方，本方中煎药亦用苦酒，更可助盐、豉、升麻、栀子催吐之力，故可称为方中佐监臣之使佐。

衣抄本有“一方无苦参，有通草”之小字注，显然可以通草代苦参。

通草，即今之木通。《本经》谓“味辛”，《别录》谓味“甘”，本书从《本经》之说，可为方中助脾体之味。《本经》谓其“主恶虫，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别录》谓其“疗脾疸，常欲眠，心烦哕，出声音，疗耳聋，散痈肿，诸结不消，及金疮、恶疮、鼠瘘、踒折、齆鼻息肉，坠胎，去三虫”。其用在通利小肠膀胱壅塞，疏散心络胸膈之血聚，乃心之脏腑两就之品，可濬血之源以通利血脉，正受气取汁变化而赤之本，使血水畅利而湿热除。脾主运化水饮而恶湿，祛湿即是助脾；心属火，主血脉，火亢则为害而血行不畅，除热即是泻心，用木通心脾两治，正合此方之意，且《别录》有味“甘”说，可谓之木中土药。又《纲目》引雷公谓其味“苦”，苦为水主之味，故又可称其土中水药。

　　本方证常见于现代医学的急性胃肠、食道炎、食物中毒、冠心病、更年期综合征及神经官能证中，有相应症状者用此方可收良效，笔者体会，对见有心率加快者尤宜。方中苦参，现代研究资料证明，能延缓时程电位，有减慢心率，治疗心律不齐的作用，但对虚寒诸证，又当禁用或慎用，曾见用此方而吐泻不止者。

《肘后》载有治“暴得心腹痛如刺”方，方为“苦参、龙胆草各二两，升麻，栀子各三两，苦酒五升煮取二升，分两服，当大吐，乃瘥”，较本方缺盐、豉，主治，煎服法略同，可互参。

根据《辅行诀》心兼火土的理念和陶氏组方法则，结合对前述泻心方药的五味五行互含属性的认识，大小泻心的用药情况应如下二表所示：

从火论大小泻心汤方组方规律表

由于从土论大泻心汤与从火论大泻心汤基本是君臣药与佐使药的易位，故其用量可不拘佐使为君量三之一的常规，用诸药各等份（各三两），以更好地体现土火同治的精神，下大补心汤同，不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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